“手术并非癌症治疗的唯一选项。”就在两个月前，在渝举行的北京华夏精放医学精准放疗宣讲活动上，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前副主任委员、华夏精放医学总顾问夏廷毅教授语气铿锵有力。

　　当天，重庆飘着细雨，现场气氛却十分火热，300多人的会场座无虚席。满腔热血的夏廷毅仿佛回到1996年日本博士毕业时，强烈的家国情怀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如今，他又选择下沉医院，把精准放疗带到更多群众身边。

　　“我希望让放疗伟大起来，助力解决中国放疗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让更多的肿瘤患者得到有效救治，普惠民众。”夏廷毅说。

　　执着 “既然放疗是一个为癌症诞生的手段，早晚会放光彩”

　　夏廷毅很忙，按照计划，在宣讲结束后，他将飞回北京，两天后再返回重庆，在华夏精放重庆友方肿瘤放疗中心坐诊。

　　说起他与放疗之间的缘分，夏廷毅说：“不是我选择了放疗，是放疗选择了我。”

　　1984年，夏廷毅高分考取了中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当他兴冲冲地从家乡遵义来到沈阳，豪情万丈的他被泼了一身冷水：他没能进入心仪的肿瘤病理学专业，而是被调剂到放射肿瘤学专业。

　　当时的放射肿瘤学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全国只有5所大学招收这个专业的研究生。夏廷毅至今仍能想起第一次去上放疗课时的情景：宽大的阶梯教室里，零星坐着几个人。

　　反观内科外科的教室，学生坐得满满当当的，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这给夏廷毅带来巨大的冲击。夏廷毅萌生了退意，但在家人的劝慰下，他还是留了下来。

　　既然留了下来，夏廷毅开始重新审视放射肿瘤学。导师的一番话更让他“归心”放疗，导师说：“既然放疗是一个为癌症诞生的手段，早晚会放光彩。”

　　1987年，夏廷毅研究生毕业，他的导师希望他留校教书，但夏廷毅最终选择到空军总医院工作，从沈阳来到了北京。这一年，夏廷毅28岁。

　　“我骨子里始终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就想着如何让放疗能在癌症治疗中真正发挥作用。”夏廷毅便在工作之余，给世界名校从事放疗研究的教授写信，提出自己想到其门下进修和读博士的愿望，几乎每个月会发出10封左右的挂号信。可是，这些信要么石沉大海、要么被拒绝。

　　这并未使夏廷毅知难而退，他的执着让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让放疗伟大起来，为癌症病人解除病痛。

　　一直到1991年，事情出现转机，夏廷毅如愿来到日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一边参与教授的临床诊疗工作，一边做临床和动物实验研究。通过3年的拼搏，夏廷毅获得了日本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95年底，夏廷毅毅然回国。“你怎么回来了？”见夏廷毅回来了，不少人都很意外。

　　“我是中国人，我不回来还能去哪儿！”面对这样的问题，夏廷毅总会怼回去。他内心知道，他血液里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满腔的家国情怀驱使着他必须回到祖国的怀抱。

　　创新 “我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998年12月，夏廷毅被任命为空军总医院肿瘤放疗科主任，一肩担着党委的信任，一肩担着科室发展的责任。

　　彼时，CT定位已经在国外兴起，但国内仍是传统X线定位放疗模式，CT是影像科的宝贝，要把CT装到放疗科，难度太大了。

　　可学科要发展，CT必须上。

　　“我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夏廷毅说，为改变当时科室条件简陋、设备陈旧、病人稀少的状况，在院党委大力支持下，他于1999年初引进了国内首台放疗科专用CT模拟定位系统，开创了将CT专用于肿瘤放疗定位之先河，让放疗完成了从二维放疗迈向三维放疗的重要一步。

　　随后，国内其他医院放疗科陆续引入专用CT，无形中推动了国内肿瘤放疗学科的进步。

　　之后，夏廷毅又率先安装了我国自主创新的头、体部伽玛刀治疗系统，创建了体部伽玛刀治疗早期肺癌的中国模式，填补了伽玛刀治疗体部肿瘤的国际空白，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

　　在此期间，夏廷毅不断提出创新性理念，指出未来肿瘤局部治疗的发展方向，是从大创、微创向无创转变；放疗的发展方向是精确诊断、精准定位和精彻清剿；放疗效果取决于放疗剂量模式创新，高剂量、短疗程是最有效的方案。

　　一年后，瑞典一位放疗界权威才在其发表的文章中提出，未来放疗的发展方向是提高单次剂量，缩短治疗时间。这与夏廷毅的观点不谋而合。

　　夏廷毅开创的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早期癌症的新模式和创建的以精准放疗技术为主导，高剂量、少分次放疗为特点的癌症综合治疗新方案，在治疗肺癌、肝癌、胰腺癌等方面也获得了突破性进展。

　　“夏教授提出的很多观点和理念都很超前，事实也不断印证了他的正确性和开创性。”中国医师协会放疗分会立体定向放疗常务副组长、武汉市放疗质控中心主任兼华夏精放友方医院tomo刀中心龙志雄教授评价道。

　　担当 “基层是真正需要放疗的地方”

　　“说真话是我最大的杀手锏。”夏廷毅喜欢说真话。有一次，夏廷毅在一个外科的演讲台上提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的观点：胰腺癌手术可能就是个错误。台下的人听后非常吃惊。夏廷毅接着表示：“我问过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一位教授，有没有证据证明胰腺癌的癌细胞和其他癌种的癌细胞就是不一样，就是这么凶险，得了胰腺癌就是非死不可？他说没有证据。我说，那可能就是方法有问题，也就是治疗手段的选择问题。本来应该从东走，你偏往西走，永远都走不到头。倒霉的是病人。”

　　2002年，北京召开了一场关于伽玛刀生死命运的论证会。会上，有医学专家质疑中国伽马刀其实就是钴-60放疗机的翻版，没有任何价值，应该取缔。夏廷毅应邀参加了此次论证会，义正辞严地反驳了这位专家的论调。

　　“请问在座的专家有人用过这个刀吗？既然你们没用过，怎么能轻易判定这个刀不好用、不能用呢？30个钴-60放射源旋转聚焦后的剂量分布怎么会跟钴-60治疗机一样呢？”夏廷毅一席话，说得大家哑口无言。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今天要做的应该是规范它的使用，明确使用医院应具备的条件，限制乱用、滥用，规定使用者的资质等，而不是讨论是否取缔这项新技术。我们自己独创的体部伽马刀不能用，而瑞典的头部伽马刀却被奉为‘里程碑’，这是什么道理？”

　　手术、放疗、化疗被认为是肿瘤治疗的“三驾马车”，对于大多数肿瘤来说，手术仍然是被当做第一选择，放疗仍然被认为仅仅是一个补充或不得已而为之的治疗方法。

　　夏廷毅认为，“放疗在癌症治疗中，可以产生40%左右的治愈贡献率，很多病人之所以没有进行放疗，问题出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民众和医务人员对放疗的认知度太低；第二是放疗专业技术的学科地位低，放疗装备配置数量太少，放疗从业人员少；第三是放疗科普偏少，宣传力度太小。”

　　2018年，夏廷毅退休了，他创办了北京华夏精放科技有限公司。“因为必须有人要站出来推动放疗的发展，否则这个技术可能就要滞后二三十年。”夏廷毅说，从第一步误打误撞进入放疗领域，第二步留学日本提高放疗技能、水平，第三步担任了20多年肿瘤放疗科主任，到了今天，他认为自己具备了推动它的能力和力量。

　　2020年9月，华夏精放与重庆华健友方医院合作组建了华夏精放重庆友方肿瘤放疗中心，拉开了共建优质医疗专家资源平台的序幕，让基层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放疗服务。

　　在夏廷毅看来，基层是真正需要放疗的地方。他曾遇到过一名50多岁的男性患者，在体检时发现有肾癌，且双肾都有癌细胞，手术切除是临床的常规治疗方案。可双肾切除后，生活怎么办？于是，夏廷毅为他制定了精准的放疗方案，如今仍健在。

　　“这是我为什么孜孜不倦推动放疗中心下沉医院的原因，就是让放疗伟大起来，让肿瘤患者在治疗中愿意选择放疗，而不仅仅把手术作为唯一的选项。”夏廷毅表示，未来两三年内，华夏精放将在全国每个省市设立至少一个放疗中心，普惠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