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肆虐中国大地，全国受血吸虫病威胁的人口近1/5，疫区田园荒芜、满目凄凉，人称“瘟神”。由于上海郊区池塘湖泊密集，青浦县、嘉定县等方圆几十个县都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曾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水乡，由天堂变成地狱。整个上海市医疗系统全都动员起来，千余名医务人员赶赴嘉定、太仓等地治疗血吸虫病。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任命钱惪为血吸虫病防治大队治疗顾问。
钱惪与医疗大队的同事们身背行囊，不顾自身安危，废寝忘食逐村逐户地进行排查和治疗。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治疗血吸虫病的锑剂毒副反应很大，注射时针眼稍有渗漏就会出现蜂窝组织炎，引起大片溃烂。严重的会出现急性心源性脑缺血综合征，患者几秒钟内猝死，很难抢救。部分医务人员怕出事故，主张减量用药，并不无好心地劝钱惪：“我们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眼下是为解放军治病，万一有个闪失……”钱惪一笑了之，说：“出了问题我负责。”
同时，钱惪改良了治疗方案，提出了避免和解救锑剂所致心脏和肝脏毒性反应的措施。在他的影响下，整个医疗队热情高涨，短短100多天，治愈血吸虫病患者1万余名。由于钱惪的特殊贡献，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九兵团授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教授”称号，立二等功。同时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成为医学界最早的全国劳模之一，在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在沪郊血吸虫病防治的工作过程中，钱惪与解放军官兵结下了深情厚谊，到了分别的时刻，解放军官兵想赠送钱惪一个纪念品，钱惪想了想说：“给我一枚炮弹壳吧！”后来，这枚炮弹壳一直被钱惪珍藏着。
人民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纪念刊》中对钱惪做出如下介绍：“他是一个具有高深学理的模范医务工作者，在上海郊区血吸虫病治疗工作中，不避风雨，不辞劳苦，坚持‘病员在哪里，就到哪里去’的良好服务态度，关心病员，无微不至，因此，得到广大病员的热爱。在工作期满之后，他曾两度自动要求继续工作，他说‘大众需要我，我就一定更好地为大众服务’。这种精神为医务工作人员做出了优良的榜样。”
刚送走“瘟神”，钱惪便作为上海市第一批抗美援朝志愿手术大队副大队长，来到东北前线。在冰天雪地中，钱惪和大家一起忙着抬运前方送来的伤病员，悉心为他们治疗，并将自己的食物分给伤员吃。正是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夜以继日地救治，挽救了一条条宝贵的生命。由于钱惪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中表现突出，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卫生部记“一小功”。
志愿军战士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动了钱惪。8个月的抗美援朝医疗任务完成以后，已经返回上海的钱惪心潮澎湃，创作了《我怀念着你们》在《文汇报》上发表：“虽然我们远隔关山，但我怀念您们，不论在前方或后方，我们的精神一致，我保证在今后工作中一定会像以前一样献出我的力量来支援您们。”他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和党的伟大事业，把自己的行动和共产党员的崇高信念紧紧联系在一起，1956年，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面对鲜红的党旗，他庄严宣誓：把智慧和生命都交给党！
1955年初，为改变当时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合理的现状，党中央、国务院立足社会主义发展需要，决定将部分沿海城市高校迁往西部城市，其中上海第一医学院内迁重庆创建重庆医学院。比起繁华的上海，20 世纪 50 年代的重庆，却是“山高石头多，出门就上坡，地无三亩平，水电路不通”，资源匮乏，发展落后。当时建校所在地满目荒芜，周围都是农田，一到下雨天，道路泥泞不堪。西迁，意味着要舍弃优渥条件和稳定事业，到贫瘠之地白手起家、开荒创业。西迁人员到渝后不仅居住条件简陋，工资标准因地域差异下降；其语言沟通也有很大困难。对于到渝拓荒建校的上医人来说，无论是事业上还是生活和家庭上，都需要做出巨大的牺牲。
1956年，当卫生部提出由上医选派一名熟悉业务的院领导到重医担任副院长时，时任上医党委书记兼院长的陈同生想到了当时已是上医副院长、国家一级教授、著名内科专家的钱惪，便请上医党委副书记王乐三前去做思想工作。51岁的钱惪毫不含糊，一口答应。1957年初，经上医党委推荐，四川省委任命钱惪为重庆医学院副院长。
就在钱惪动身前往重庆之前，陈同生曾找到他，告诉他重医已有院长，可以不必去了。可是钱惪略加思索后回答道：“我不能动员了别人去而我自己又不去了，何况重庆比上海更急需人才。”
在上医党委的动员和钱惪的带领下，一大批教授、副教授、青年教师、医护人员、行政后勤人员举家西迁重庆。2004年3月，《上海医科大学志》主编刁承湘教授来渝看望访问钱惪。回忆起西迁创建重医时，钱惪说：“我们上医400多人到重庆建立医学院，一是服从组织，二是事业心，个个都是绝对服从，没有二话。这是为人民，讲奉献，不讨价还价”。
在钱惪的组织下，当年的重医从基础到临床，各个教研室既汇聚了一批闻名全国的专家教授，也凝聚了一批朝气蓬勃、年富力强的青年教师，形成了老中青结构优良的学术梯队。他们克服了设备不足、资料不全、水土不服、文化生活单调等重重困难，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为重医的建设和西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初到重庆，白手起家，创校之途，艰难险阻，不断考验着创业者的勇气和意志。就在重医刚刚迈入正轨，蓬勃发展之时，一个个磨难接踵而至。1957年，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右派运动，一批学术权威被政治的激流冲撞得步履维艰；1958年，全国“大跃进”使教学与科研被迫搁浅；1960—1963年，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食不果腹；紧接着“文革”十年，广大师生备受摧残，校产蒙受巨大损失……历经浩劫，重医创深痛巨。危难中，钱惪矢志不渝，始终与重医在一起，与顽强的重医人共进退，顶逆流，抗干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挫折，踏平了一个又一个坎坷。
“文革”结束后，一些内迁的学校撤回了东部。千疮百孔的重医面临着重大抉择—办还是不办？怎么办？年逾古稀的钱惪又一次站了出来，在关键时候临危受命。1978年，钱惪被任命为重庆医学院院长。他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当众表示：“坚决留在重庆，把重医办好！”创业者的豪情气贯长虹，他的坚定与执着再一次感动了大家。脑外科专家朱祯卿教授拍案而起：“活着是重医人，死了是重医鬼！”准备离开的创业者们留了下来，成为发展重庆医学院的骨干力量。
留下来的教师们都说：“我们被钱惪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了解重医历史的人都知道，如果当年他不到重庆来，许多人都不会来；如果那时他走了，许多人也会跟着走。
钱惪到重医以后，全身心扑在学校的建设发展上。当时读中学住校的小儿子每周回家只能和爸爸吃上一顿饭，因为钱惪在担任重庆医学院领导的几十年里，每到周末，总是在学校和医院里到处跑、到处看。有人出国了，他去看望他们的家属，问是否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有病人来信问医问药，钱惪总是尽其所知给予回答，或转请有关医生作答；有同事委托办事，无论办成与否，他一定会给予答复。著名传染病学专家王其南教授每次回忆往事，心里都充满感激：“我那时还只是传染科一名普通医师，钱惪老院长去我家看望我的次数比我去看望他的次数还多。”由于各种原因，钱惪担任重医的副院长一当就是20年，但他从未在同事和家人面前抱怨过一句。他谋求的是利泽苍生，而非一己名利。1985年，重庆医学院更名为重庆医科大学。四川省政府任命已卸任院长的钱惪为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这是重医60多年办学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名誉校长。这一任命，是对钱惪为重医创建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高度肯定。
在钱惪退居二线的十多年里，他每周仍要到学校走走看看，向走在路上的同学询问学校的食堂、宿舍、老师上课等情况。那些日子，很多人看见钱惪拄着拐杖在校园里慢慢地走着，他仍在关心那些用了30多年的老阶梯教室，看看哪里的门窗坏了，玻璃碎了，都要木工房的同志们去修。他仍然在做他力所能及的事。
年逾九旬时，钱惪还在关心学校节约水电的问题，看见水龙头没关好，他也会亲自去关，有一次竟摔倒在地，嘴角缝了13针。还有一次他到学校看到了新修的学生宿舍、图书馆和教学楼，回去后竟激动地哭了一个晚上。一路走来，他像看着一个婴孩长大般见证着重医的发展，重医一点一滴的变化都牵动着他的心绪：“重医真是变了！我这是高兴的眼泪！”
如今，钱惪的雕像巍然伫立在重医图书馆的门前，每一个经过的重医人都将怀念他。在筚路蓝缕的西迁征程中，钱惪、左景鉴、石美森等一大批拓荒者闪光的名字，历经时间的洗礼依旧熠熠生辉，指引着代代重医人前进的方向。为缅怀先辈和牢记使命，重庆医科大学组织编写了《向西而歌：400位上医人西迁重庆的故事》，以钱惪等为代表的26位医学前辈的西迁故事被收录在册。精神的火焰，永久相传。钱惪等西迁开拓者们铸就的“西迁精神”，将跨越时空，激励着当代青年用实际行动继续谱写一个又一个新时代的奋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