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所有潮水过去，会露出礁石。”
这些“礁石”，可能是一个个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被击倒的个体和家庭，是横亘在人类历史上的触目伤口。
这并非危言耸听。19年前的“9·11”恐怖袭击事件，造成部分美国民众的安全感被严重削弱，至今余波未平；16年前的“别斯兰人质事件”给当地及周边国家民众带来巨大恐惧，甚至改变了地缘政治、全球反恐形势的走向；与传染病有关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更是在历史和现实中，上演着医学版的“霍布斯式噩梦”。
比如，14世纪肆虐欧洲的鼠疫在音乐、美术、群体意识形态上都留下了令人不安的印记，“鸟嘴”形象的防疫医生画像、意大利名著《十日谈》、英国古老童谣《玫瑰花环》就是例证。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言，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决定性的全球卫生危机”。它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人民众志成城，付出巨大代价，才换来“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的局面。
“潮水”正在退去，但心理“抗疫”刚刚进入主战场。2008年汶川地震后，大型灾害的公共危机心理干预首次进入国人视野，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灾后心理援助“元年”。12年过去了，我国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得怎么样了？此次是否能经受住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
创伤后应激障碍、隔离带来的负面情绪、社会警戒心理升高、对病患的污名化……“礁石”不分国别，却生长在不同文化、不同国情的土壤里。这提醒我们，要重视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探索精准干预，树立全球思维。
助人者自助，自助者天助。这是古老的东方智慧对人生灾厄的开解。它与起源于近代西方的精神心理学不谋而合，只因人性相通。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展示了高效、一流的医学救援能力。作为医学救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理应有自信和责任，以这次疫情为契机，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应急心理干预制度。
上篇
新战场：大疫后的群体心理危机
半月谈记者：屈婷 林苗苗 黎华玲 吴锺昊 邱冰清
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发生25年后，心理疾患仍困扰着诸多事故幸存者，如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等。
大量调研数据显示，突发公共灾难事件后受灾人群中PTSD的发病率可达33.3%，抑郁症的发病率可达25%。
防止“心病”引发二次灾难
有时候，承认我们的“心”出了问题，依然是一件不知从何说起的事。
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重庆赴孝感支援队心理专家组组长、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副教授罗庆华印象最深的，是当地一所县医院的医护人员做了一个小范围的心理评估。结果显示，50%的医患有焦虑、抑郁的症状，73%的人出现躯体不适。尽管支援队留下了联系方式，但很少接到求助电话。
2020年2月2日，心理援助的国家队抵达武汉。摆在一行人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方舱医院内的心理援助。
南京脑科医院医学心理科主任、第11批江苏援武汉医疗队队长李箕君为半月谈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刚从方舱出院到隔离点的女患者，与工作人员、病友剑拔弩张，矛盾不断。调查得知，女患者因为父亲染病离世、母亲仍未出院，产生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前来开导她的工作人员虽然接受过心理援助的培训，但常常听了几句就惯性开导，周围的病友言语中也夹带着“怎么就你过不去”的质疑，一再引爆她的情绪。
“大灾面前，很多人会因为丧失安全感，像一个张开的刺猬。”李箕君说，如果我们总是去拔“刺”，就会产生恶性循环。由于历史、文化因素所致，人们习惯把心理卫生和思想教育等同起来，要么把“心病”不当病，或污名化为“精神病”，导致整个社会不太重视心理因素在事件发展中的作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比较缓慢。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专委会常委兼副秘书长杨发辉说，很多人并不了解心理危机干预在灾难救助中的深远意义，存在诸多错误认知。比如，认为时间、物质帮助和金钱赔偿能冲淡一切；认为只要有爱心、耐心，就能做好心理危机干预；认为心理危机干预是灾难发生后“打补丁”，不需要全程参与等。
事实上，灾难中的心理应对是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进行心理干预意义重大。根据流行病心理学研究，灾难带来的心理创伤，也会像躯体疾病一样，在人群中迅速传播，从而对集体和个人产生重大影响。相关专业人员长期、全程的干预，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心理创伤的影响。
必须认识到，心理危机干预既不是“打鸡血”，也不是“忘忧草”。它更像是一根“拐杖”，支撑人们在灾难中走出情绪、行为、认知的困境，增强自愈力，形成心理“免疫”。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黄薛冰说，从此次疫情国家动员心理干预的力量和广度上来看，社区、高校、企事业单位、互联网平台和民间组织等都发挥着“最小细胞”的作用，硬件构架上不可谓不强。但由于未明确心理危机干预的观点和组织体系，一些实施者和接受者的获得感都不够强。“归根结底还是意识上的问题。”
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是刚需
从方舱医院连夜开工起，心理援助国家队就开展了调研走访，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隐患和问题。尽管队伍中不乏赫赫有名的心理干预专家，但这次挑战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先例可循，唯有“摸着石头过河”。
方舱医院内，李箕君带领心理小组与患者沟通交流，稳定情绪，进行放松训练
这正是突发公共事件中心理危机干预的困难之处。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高文斌说，虽然心理危机干预有公共流程，但具体到每一次事件，都面临不同的挑战。
心理援助服务是否真正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效果可能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方舱医院心理援助专家指导组副组长、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评估中心主任石川清楚地知道，离开方舱，并不代表一切心理问题都结束了。“我们前端的参与是帮人们尽可能良性适应这个过程，减少后期人们把不良心理问题固化的可能性。”
几乎所有的精神心理科专家都认可一点，灾难事件后的心理危机干预在中国具有独特性，必须探索出一条因地制宜、符合国人心理特点的路径。前提是，全社会都要正确认识心理健康和心理危机干预究竟意味着什么。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后期，心理危机干预仍在继续拯救生命。
一场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究竟会造成多少人产生心理创伤？这个问题尚无答案，只能靠估算。调查显示，汶川地震6个月以后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约为9.7%，SARS发生两年后有10%左右的受灾人群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世卫组织调查显示，大型灾难发生一年内，灾区超过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需要长期心理干预。
3月10日，在江夏方舱医院，医护人员教即将出舱的新冠肺炎治愈患者练习八段锦 才扬/摄
杨发辉说，我国人口基数大，公共突发事件造成的心理危机涉及人群数量可能非常庞大。但究竟多少比例，需要什么程度与形式的心理干预，还要科学的调研实证支持。
摸底不清，力量分散，是横亘在心理抗疫前的一道关口。
高文斌认为，如同传染病直报系统能直观显示疫情进展情况，心理干预专家同样需要一个收集数据的权威渠道，才能做出正确判断。但现在心理调查、反馈的数据收集并不通畅，缺少一个社会信息调研系统平台。
“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后方指导心理危机干预的专家，往往是不了解前方的具体诉求的。”黄薛冰认为，这导致相关心理干预指南原则性条款较多。心理危机干预作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一部分，亟待完善。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指出，心理危机干预缺少一个权威部门的组织领导，没有形成稳固的体系和工作机制，导致工作内容上归口不明，没有形成联动。
人才严重不足
灾后心理援助和日常心理咨询有很大不同。前者是系统工程：援助者需要从社会、家庭、个人层面采取不同措施，及时挖掘病人、堵住漏洞。这显然要求更综合的专业能力。
而现实是，心理卫生援助人才的培养需要长周期。
陆林说，目前看来，我们对心理救援工作和心理危机干预体系重视不足、投入不足，导致心理危机干预队伍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是兼职人员，其临床经验培训和相关知识储备较为有限，在处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不能得心应手。
另一方面，选拔合格心理危机干预人员的“蓄水池”长期干涸。根据国家卫健委疾控局精神卫生处提供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我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40435名，平均每10万人口2.9名；注册护士101282名，平均每10万人口7.3名。精神医护资源的可及性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合格的临床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职业康复师则更为短缺。由于缺少规范的管理体系，心理服务行业近年来虽然蓬勃发展，但从业门槛参差不齐、人员鱼龙混杂，加上缺少标准化的职业评价体系，人才专业化程度很难得到真正的提升。
据统计，我国平均每年有2亿以上人群会受到各种突发事件影响，但能直接提供的心理援助服务有限，供需缺口十分突出。
“虽然我们的心理援助资源不够，好在地理空间上有回旋余地，尚有互助可能性。”高文斌认为，心理学和医学一样，是一个大学科群，专业分得很细，并非“一通百通”。因此心理工作者要分层培养，心理危机干预队伍也要分层构建，既要有专家学者，也要有立足社区的社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宣传工作者等。
心理危机干预创新，离不开“集体情感支持”
一个戳心的细节是，中国人面对灾害倾向于抱团，却很少袒露真正的情绪，甚至连家人、朋友都很少触及。
中华女子学院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静接待过一个湖北的案例：女儿在家照顾妈妈6年，妈妈突然因为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看着妈妈被车拉走火化，女儿突然情绪崩溃。“这时候她最需要的是集体情感的支持，比如社群组织的文化哀思、集体告别仪式等。”张静说，情感支持不仅来自家人、朋友，也可以来自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和政府。
中国式心理危机干预要重塑的，正是突发公共事件中国家、社会和个体三者的边界和责任。这需要跨越东西方文化的鸿沟，需要基于国情的本土创新，需要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汶川地震中，日本心理专家第一时间提醒中国同行，在震区进行心理救援要慎用西方普遍的“暴露疗法”。因为不够专业的话，暴露疗法很可能会产生反效果。在此次疫情重灾区武汉，很多一线心理援助专家都有意识地采取了集体疗法、善用传统文化元素处理创伤等手段。
专家表示，国外的心理干预经验不能完全照搬。比如，“单位”这个组织在西方语境下是很难理解的，但在中国，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和人力资源部门等，天然就具有开展心理干预工作的基础。比如，方舱医院的心理干预堪称本土化模式创新的典型：医患一同在大喇叭、广场舞、太极操疏导下，成功熄灭了可能成为心理问题重灾区的“火药桶”。
疫情给中国按下了近3个月的“暂停键”，长时间的隔离已带来不少集体情绪的暗涌，复杂的社会心理环境呼唤心理干预手段的本土创新。
杨发辉建议，心理危机干预应该像国家医疗救援队一样，以东西南北中为基础，建立5个心理危机干预的区域中心，并成立心理救援专业人员数据库。张静认为，灾后心理重建是一个漫长过程，有必要在卫生健康公共服务中设置心理援助专项预算，并支持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本土心理援助模式。
应如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心理危机应对体系？
陆林表示，首先，应尽快让心理危机干预体系“有法可依”，把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提升至国家层面，加强对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心理培训。其次，构建常态化、规范化的精神心理分级救援体系，加快补上专业人才短板。开展国民防灾教育，编制科学、权威的心理危机干预手册，加强民众心理健康素养。
社区基层组织在此次疫情心理危机干预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证实了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立足基层、全民参与、多部门协作、上下联动，这或许是中国式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可依赖的路径。
中篇
靶向治疗：心理危机干预宜“圈层化”
半月谈记者：吴锺昊 黎华玲 林苗苗 屈婷 邱冰清
焦虑恐惧、愤怒暴躁、内疚自责、抑郁失眠……灾后引入心理危机干预，给受灾群众打上“心理疫苗”，是国家在经历数次突发公共事件后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然而，在不同事件中，不同人群所承受的灾害程度截然不同。处在“暴风眼”的人群、救援人群和普通公众，会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反应。
未来，应当在普遍干预的基础上，分圈层进行精准心理危机干预。
2月22日，专业心理咨询师王怿在家中进行公益直播，对观众进行心理疏导 熊琦/摄
心理危机呈现圈层差异
公共突发事件发生后，常见的精神卫生问题可以分为6组相对独立的后果：灾后特定精神障碍；非特定的悲伤反应；其他健康相关问题；长期慢性的生计相关问题；资源丧失；青少年特定问题。其中，灾后特定精神障碍是国内外研究最为集中的一个领域，包括急性应激障碍(ASD)、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抑郁症以及自杀等。
1月27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将心理危机干预纳入疫情防控整体部署，提出从医护人员、重症患者到轻症患者、后方救援者等重点人群的分级、分类干预措施。
充分认识灾难引发的差异化心理问题，是展开心理危机精准干预的前提。“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甚至不同民族的人群，灾后应激障碍是不一样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副教授罗庆华介绍。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部主任仇剑崟领衔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35%的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存在明显的情绪应激反应，反应指数与性别、年龄、教育、职业、所处地区显著相关。调查还发现，不同年龄段人群情绪反应指数呈“N”字状，即青年（18岁～30岁）和老年（60岁以上）人群情绪反应较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弱势群体情绪反应指数显著高于其他职业人群。延迟复工使得他们失去收入来源，经济压力骤增容易触发消极情绪反应。
一把“钥匙”开一把“心锁”
3月5日傍晚，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的刘凯在护送患者做CT的途中停下，让住院近一个月的87岁老人欣赏久违的日落 甘俊超/摄
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后的心理健康援助，是促进社会公平化、社会文明化、保障个体尊严的必要措施。根据目前疫情的影响范围，可以把对不同人群的心理危机干预分为四大圈层。
核心人群：确诊感染人群。他们在隔离治疗初期会有麻木、愤怒、恐惧、焦虑、失眠甚至攻击等表现，在隔离治疗后期会出现孤独、恐惧、放弃治疗或对治疗的期望值太高等表现。针对出现明显心理应激反应症状的人群，必要时应采取药物治疗，药物治疗须在专业精神病医生的诊断下开展。
高危人群：一线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应进行以心理治疗为主的心理干预、开展心理教育，以防止其症状恶化或迟发性心理疾患。罗庆华表示，救援结束后，许多医护人员仍不同程度存在悲伤、自责、睡眠问题。“这一阶段的干预要点是要减少孤独感，与参与救援过程及负性情绪告别。”他说，随后还要继续随访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状态，重点筛查是否存在创伤后应激反应。
易感人群：妇女、儿童、老人、病人家属，及其他受疫情影响大的弱势群体。可通过进行心理教育、组织团体活动等方式开展心理服务，营造学校和社区的文化氛围。老年人身体素质较弱，疫情中死亡病例以老年患者居多，因此对老年人的心理援助尤显重要。
全域圈广泛干预群体：覆盖广大城乡居民、各地各行业公众。可通过普遍的心理卫生知识宣传、社会心理热线、社区科普宣传等方式，疏导公众负面情绪，引导人们开展自我心理调适。湖北静远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张静说，人们面对突发危机时会产生相应的身心反应，及时开通心理援助热线，搭建与公众的“连心桥”，减轻社会心理困顿，对维护社会稳定有重要价值。
湖北省黄冈市防疫心理援助热线分析显示，从受理的诉求来看，心理障碍类的受理量最多，占比为71%，主要反映对“疑病”产生恐惧，出现睡眠障碍、强迫症状等应激反应；其次是对失业、收入锐减等现实问题的担忧。
救急也要救“穷”
社会应急心理机制建设是一个长久工程，应在制度、人力上早做安排，保障把心理疏导和干预坚持下去，不能“疫”走了之。
江西南昌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主任何静丽最近发现，随疫情变化冷了一段时间的热线又热了起来。许多咨询内容不仅与疫情相关，夫妻、亲子、邻里关系等内容也多了起来。在抗疫中被激活并丰富起来的心理疏导干预机制，应该在今后融入日常生活，提升公众生活质量。
目前，已有不少地方正为此积累资源。在江西南昌，市防控应急指挥部成立了以心理咨询师为主体的人文关怀工作组，招募600多名有一定专业素养的志愿者，通过社交媒体将心理疏导干预的触角深入到社区人群。上海卫生健康部门建立了“健康云”网络平台，设立心理服务板块，目前已有200余名专业咨询人员参与，提供24小时服务，在线心理自评超过40万人次。
互联网平台有效提升了心理健康资源使用效率。疫情期间，知乎App通过设置“心理援助”“大家，不怕”等板块，开办“送你一副心理口罩”网络圆桌，帮助网友缓解焦虑情绪、保持心理健康。互联网心理咨询平台“简单心理”开设医护专线，向医护人员提供免费的心理服务。
“2019年，我国已启动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建设，现在看来，这项工作提前迎来了考验，已经等不得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黄薛冰说。
心理疏导干预领域专业人员短缺问题不容忽视。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心心语”心理热线有关负责人担心，一旦各类援助撤离，仅凭热线30多名心理咨询师和志愿者，远远不能满足武汉灾后巨大的心理援助需求。
“心理援助是一条比医疗救治更长久的战线。”华中师范大学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周宗奎说，更多的心理问题可能会在疫情结束后出现。应未雨绸缪，在加强现有心理援助的基础上，提前筹备疫情后心理重建工作，将当前的志愿者模式转换为常态化机制。
对于在专业人才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精准有效开展相关心理工作的问题，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高文斌认为，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党群组织、工会等可以成为社会心理服务提供的主体之一。“即便投入规模有限，也可以提供大范围的心理支持。”
下篇
汲取“洋”经验
半月谈记者：张代蕾 华义
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和 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等事故的发生，令学界和社会对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关注度显著增加。
英国：构建多维、细致、长远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
英国是全球最早关注公共突发事件对公众心理影响的国家之一，通过多年积累，其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已具备体系化、社会化、专业化等特点。
第一，心理健康咨询和心理危机干预已被纳入英国国民医疗体系（NHS）。患者或家人如果有需要，可以通过NHS获得最直接、便捷的诊治。
英国规定，各级政府须对心理救援项目有持续投入，政府拨款是支撑NHS进行心理援助的重要力量。
2017年伦敦公寓楼大火致70多人遇难之后，NHS投入了超过1000万英镑用于民众心理安抚和援助工作。英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迄今为止欧洲以及英国针对突发社会事件心理干预最大规模的投入。
这些投入都用在哪些方面？据统计，在火灾后发生的一年时间内，NHS诊治了2674名成年人和463名儿童，他们均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灾后第二年，NHS又专门开辟“圣查尔斯健康与福利中心”，用于评估和帮助受大火影响的心理患者。从丧亲后心理咨询，到认知行为疗法，再到重度心理干预，范围广泛。数百人至今仍在这里接受心理治疗。
第二，英国心理学家提出，灾后心理干预不是单一维度、直线发展的工作，而是一个漫长、反复的过程，需要整个社区甚至全社会的多维度参与和支持，而且越细越好。
英国有许多慈善机构以心理咨询和援助为主要目标，且细分程度较高。有的专注于帮助退役军人，有的关注儿童，有的则以民族宗教为特色。可以说，无论哪种心理障碍患者，几乎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组织”。
例如，伦敦大火后，一名阿富汗移民妇女得知丈夫葬身大火后，开始一边痛哭一边抽打自己的身体。NHS的医护人员不知道阿富汗的宗教文化中有这样表达哀痛的习俗，一时间不知所措。于是一些心理学家和志愿者迅速组建了多个专为穆斯林提供心理帮助的工作室，因为大火受灾者中超过六成是穆斯林。随后，英国一个名为“穆斯林援助”的慈善基金为这些心理工作室提供资金支持，并在一年后制作公布了一份心理报告。
英国心理学家阿米娜·汤姆森认为，基于民族宗教的心理援助更有针对性，效果更好。汤姆森还发现，除了开导情绪，为患者提供生活上的实质帮助更能提升心理干预效果。比如，帮助他们争取在住房、收入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权益。她认为，心理安抚不能局限于让患者哭一哭，释放情绪，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会加剧患者的焦虑感。
第三，英国注重对心理危机干预的研究，注重积累经验和科学分析，这有助于形成专业化的研究体系，为未来突发事件后的民众心理干预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
新冠肺炎疫情在英国暴发之初，英国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就已经出现专业学术文章，分析疫情防控期间应该注意隔离者可能出现哪些心理问题，从而对防控与隔离措施提出可行性建议。
分析认为，在疫情大范围传播等情况下，隔离手段是必要的，“不采取检测、隔离，放任疾病传播带来的心理影响会更糟”。但政府应在隔离期限、信息公开透明、保障社会物资供应等方面做出有力回应，以最大程度减少隔离给公众带来的心理影响。
日本：生命关怀、以人为本
2016年3月11日，在日本宫城县名取，人们悼念东日本大地震的遇难者
我们的邻国日本自然灾害频繁，有些复合型灾害，例如2011年“3·11大地震”后引发的福岛核泄露事故让日本遭受重创。家园尽毁和痛失亲友让灾民承受巨大的心理痛苦，自杀数量呈上升趋势，心理危机干预也成为了日本防灾减灾的重要环节。日本在这方面积累的一些经验做法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日本《每日新闻》曾报道，截至2015年，有162人自杀与“3·11大地震”相关，其中约一半发生在受灾最严重的福岛县。再以2016年4月发生的熊本地震为例，2017年熊本县统计，地震后有16人因灾后心理压力等自杀，而地震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是50人，自杀人数超过直接死于地震人数的三分之一。
可见灾害后的心理创伤是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日本从中央政府、地方自治体到民间都有不同层面上的投入和支援。
日本的“天堂电话亭”
1995年阪神大地震发生后，兵库县的临床心理师协会就组织人员进行避难所现场心理咨询以及提供电话咨询，在之后的各个重大自然灾害中，日本心理咨询师也都积极为灾民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在2011年“3·11大地震”后，日本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协会和东北大学等机构都参与到了灾后心理咨询活动中，采取电话咨询、避难所巡回服务等多种灵活的形式，为灾民、警察以及消防队员提供心理干预服务，并且发表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课题论文。
日本灾后心理健康护理指南中强调，灾后心理工作者首先要协助当地的精神卫生机构正常运转，并在灾后尽早与灾民进行接触，如果心理干预不及时，焦虑、绝望、困惑的情绪得不到缓解，就更容易产生严重心理问题乃至群体事件。
中西医结合，为心病寻找“出口”
目前，国际上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的心理治疗，临床验证有效的方法有认知行为治疗、暴露治疗等。另外，近年来我国也开始了中医治疗PTSD的研究，有证据显示针灸在治疗PTSD上效果与药物相当。
暴露治疗方法在西方国家较为普遍，但是在我国，相关专家在心理危机干预活动中，时常会谨慎使用此方法。这是因为，东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的情感倾诉理念呈现国别差异，使用不当反而会起反作用。
亚洲人表达情感相对内敛，日本一个小小的举动，安静而温柔地温暖了许多饱受灾难折磨的人群。在“3·11大地震”重灾区岩手县大槌町的山丘上，有一座开满鲜花的洋式花园。花园里有一个白色的电话亭，面朝大海。灾后第九年，仍不断有幸存者来到这里，走进电话亭里面拨打电话，叙说着什么。其实，这是一部没有电线的电话，被称为“通向天堂的电话”。
“爸爸，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和您通话的地方了。我隐隐约约能感觉到，您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谢谢您，爸爸，一直陪伴着我们。我会一直照顾好妈妈……”
从一行行留言中，我们既看到了悲痛，也看到了力量。他们通过适合自己的方式，释放了压抑、思念的情绪，有效缓解了悲痛。
假如下一次灾难来临，希望我们可以在来自他国心理援助经验的基础上，拥有先进的、体现中国智慧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灾难面前，人是脆弱的。当灾难渐远，唯有让心强大起来，才能延续生命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