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国著名肝病专家张定凤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原宽仁医院）建院百多年来，从最早的大内科、大外科时的筚路蓝缕，到如今重点学科全覆盖的风华正茂，医院感染病科恰似一颗耀眼的明星，在医院学科的发展史中熠熠生辉。

作为国家首批重点学科和国家临床重点学科，重医附二院感染病科在攻克肝病的道路上一直走在国内前沿，担负着攻克病毒性肝病的医学使命。而在这条道路的起点，屹立着一位医学大家，他一路披荆斩棘，溯江而上，深植巴山蜀水，创建了重医附二院感染病科，成立了当时西南地区唯一一家病毒性肝炎研究所；他一生躬耕杏林，致力于我国病毒性肝炎的防治和研究，激励着无数年轻学子踏上感染病学之路。他就是我国著名传染病学专家张定凤教授。

决心从医   他成为一颗燎原火种

时间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

张定凤出生在江西南昌的一个小山村，幼年上小学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极为艰苦，他小学仅读了一、四、六3个年级。进入中学以后，聪颖好学的张定凤成绩很快就赶了上来，到毕业时已跻身于优等生行列。

1949年，张定凤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1955年更名为武汉医学院）。对他来说，学医，是从小就扎根在内心深处的愿望。或许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考验，疾病的魔爪伸向了张定凤，在读书期间，他曾患肺结核数年，身体十分虛弱，一度休学，好在张定凤记忆力好，学习能力强，课程的熟练掌握对他来说游刃有余。课余时间，张定凤时常查阅一些参考书和医学杂志，对医学研究的兴趣愈发浓烈。

1955年毕业后，张定凤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内科工作，前辈们刻苦敬业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他。耳濡目染之下，张定凤的价值追求和人生走向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也就在那个时候，这颗终会燎原的火种，已经蓄势待发。

毅然西迁   将理想奋斗融入祖国建设

1955年，为改变沿海与内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高校布局不合理状况，国务院决定将沿海地区一些高校全部或部分迁至内地。经中央批准，上海第一医学院抽调部分力量分迁重庆建设重庆医学院。

消息传来，上海第一医学院顿时“炸开了锅”，从当时中国最繁华的“东方巴黎”上海，去到偏远落后的重庆，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啊？

张定凤回忆：“那时我毕业不久，当然也希望在上海多学习一些本领，但是科主任找到我，希望我到西部创业，我当然无条件服从安排。”牵一发而动全身，张定凤的未婚妻原本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要离开父母亲朋，难免有许多顾虑，然而最终也克服困难，决定跟张定凤一起到重庆。

就这样，彼时年轻的张定凤毅然响应党的号召，和四百多位专家一起，先后踏上援建内地的征途。1957年，张定凤进入重医附一院工作，并从内科转入传染科，和我国老一辈传染病专家钱惪、刘约翰等一道从事传染病与寄生虫病的防治研究。到传染科以后，钱惪为尽快培养科室人才，指派张定凤到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进修。临行前，钱惪一再叮嘱张定凤抓住进修机会，提高自己，对他今后的事业发展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在这以前，我只晓得做临床医生，去进修以后才知道，作为一个医生，不光是要了解当前的知识，还要了解全世界科学的动态。”张定凤说。

十余年光景，张定凤参与了国产双二氯酚治疗四川地区肺吸虫病和青霉素治疗无黄疸型钩端螺旋体病的研究，在国内首次报告了青霉素治疗钩端螺旋体引起的赫氏反应；还参加了六氯对二甲苯治疗血吸虫病的实验和临床观察，试图比较抗生素用量、临床疗效和痢疾杆菌抗生素敏感性的关系，并在当年全国传染病会议上作报告。这一系列的成果，成为了张定凤的“基本功训练”，为他以后的科研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着手建科   踏上艰苦科研之路

1962年，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划归重医成为附属第二医院，当时医院分科并不明确，只有一个大内科。为了把这所原来的市属医院改造成为兼具医疗、教学功能的大学附属医院，1973年，张定凤等一批专家从附一院调至附二院。而张定凤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内科传染病学组，并在1975年建立了传染病科。

张定凤带领传染病组仅有的人手在一个破旧病房里安置了15张病床，办公室设在走廊的一个角落。不久，上级颁布了有关血防846乳干粉疗效考核的实验研究的课题，当时，大部分前沿医学研究集中在病毒性肝炎上，对于寄生虫病相关课题研究无人愿意承担，为了创建实验室，张定凤主动接下。

学校科研处及时送来了实验的一些基本设备，如冰箱、孵箱、显微镜、动物笼等，在还没有实验室的情况下，张定凤和同事们就在办公室的走廊里，自己养免子做实验，即便通风不畅导致臭气熏天，也没人觉得苦。

传染病组花了四五个月的时间，证明乳干粉吸收差是疗效不佳的原因，遂全国范围内停止其生产应用。完成了任务，传染病组也由此获得了一套粗陋的基本实验设备，建立了病毒性肝炎研究所的前身。

困难不止于此。作为西南地区的一座山城，那时的重庆相对于北京或上海等地而言，比较闭塞，资源和实力的悬殊差距，给本就举步维艰的学科建设道路带来多重困难，令张定凤一度信心不足。

拨开迷雾   崎岖道路惊现转机

尽管困难重重，张定凤前进的脚步却从未停滞。

20世纪70年代，国外专家发现了澳大利亚抗原（即后来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病毒性肝炎迅速成为全世界感染界的一个热点课题。彼时，国家科委根据全国流行病调查结果发现，病毒性肝炎为我国的高发性传染病，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决定将乙型肝炎的防治研究列入重点攻关课题。转入乙型肝炎研究以后，全国各地专家为探索病人新治疗途径，各自进行创新性研究。

当大家关注的焦点都聚焦在乙肝抗体的产生时，张定凤却敏锐地选定了乙型肝炎免疫发病机理及免疫治疗作为主攻方向，这在国内外都是非常创新的切入点，所以迅速地在乙肝发病机制和乙型肝炎的治疗上都有了不少创新发现。张定凤通过观察发现，病人感染乙肝病毒，临床表现迥然不同，按照他的主导思想，认为人体对病毒不同程度免疫耐受可能是造成病情慢性化的主要原因，因此科室集中力量开展了乙型肝炎病毒特异性细胞免疫功能研究，获得了显著成果。

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第三次病毒性肝炎会议上，张定凤用非常紧凑的语言向大会报告了科室取得的成果，出乎他意料的是，发言结束后掌声雷动，大家对来自四川的代表开始刮目相看。

从此之后，张定凤从默默无闻的医生变成了全国性学术会议的领导成员之一，每次全国性传染病学术大会或肝病大会，张定凤均会被邀请发表专题报告。重医附二院传染科在全国的影响力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数十年艰苦奋斗，科室建设终于逐步走向正轨。

行医46年   护肝贡献卓越

1985年，张定凤在原有肝炎研究室基础上创建了国内一流水平的重庆医科大学病毒性肝炎研究所，这也是重庆市第一个研究所，为此，四川省政府还专门为研究所建了一栋楼，也就是如今重医附二院感染病科研究所的雏形。研究所连续承担了国家“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攻关课题，较为系统地开展了“乙型肝炎慢性化机理”和“重型肝炎治疗”的研究，获得了国家“三委一部”的通令嘉奖。

在“七五”攻关期间，重医附二院感染病科与中国医科大学、上海瑞金医院等兄弟单位一起，针对重症肝炎的防治进行联合攻关，提出了一系列策略，包括免疫调节作用、新鲜血浆使用、肝细胞生长因子应用等等，成功将重症肝炎的死亡率由90%降到了52%。由此奠定了其在国内传染病学界和肝病学界的学术地位，也使张定凤领导的研究所成为国内肝病研究的中心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张定凤在中华医学会组织下参与组建了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这也是肝病领域的最顶级的学术组织。与此同时，张定凤还一手创建了国内最顶级的中文肝脏病学的学术杂志——《中华肝脏病杂志》，并首先进入国际检索系统，得到业内一致认可。

行医近半个世纪，张定凤领导的重庆医科大学病毒性肝炎研究所人才济济，硕果累累。围绕乙型肝炎的免疫发病原理，他潜心钻研，提出“肝脏是免疫器官，肝细胞在清除乙型肝炎病毒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这一全新概念，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广泛关注。在数十年的临床教学及科研生涯中，他先后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1项。著有《乙型肝炎的免疫及临床》《乙型肝炎的发病机制及临床》等专著12部，发表论文130余篇，为我国病毒性肝炎的防治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步履不停   青年医生当继续砥砺前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张定凤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壮志，不懈地探索病毒性肝炎的发病机制及其治疗的新途径和新药物。即便已退休多年，他还时常会为当地一些老年人做健康讲座，定期为国内学术期刊写一些述评或综述，旨在为国内繁忙的同道略尽绵薄的力量。

回想起创建传染病组初期，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开展科研工作，经费以及人才资源匮乏的过往，依然历历在目。而当亲眼看到重医附二院从解放碑老院区发展为如今具有国际水准、智能化、生态化的江南新院区时，张定凤感慨万千、无比欣慰。

近年来，我国的肝病研究不断取得重大进展，重医感染科的技术水平、科研及教学力量已居国内乃至国际前列。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感染性疾病分子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黄爱龙团队研发出全球首款上市的化学发光法新冠病毒抗体检测产品，7款产品获得欧盟CE认证，一款抗原检测试剂盒通过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助力全球抗疫；重医附二院感染团队组成了防控中坚力量，守护重庆、驰援湖北、援助国外，为重庆市乃至全国的新冠防控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六十余载沧桑砥砺，伴随着第一批西迁专家润物无声的感染与影响，他们留在年轻一辈身上的“西迁精神”，在时间的长河里仍旧肆意生长着。如今，越来越多的重医人沿着前辈走过的足迹，步履铿锵，足音响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