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健康事业发展70年巡礼
1988年,屠呦呦在实验室。
中国特色健康服务——
中西医从共克时艰到齐开争艳
清晨,闷热的暑气和清冽的秋风在做最后交锋。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街道二〇五所社区中医馆一如往常,迎来繁忙充实的一天。辖区居民有个头疼脑热、腰酸背痛,会先想到这里看中医、开中药、接受中医非药物疗法诊治。
这里既普通又特殊。说它普通,是因为它和逐步覆盖全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中医馆一样,致力于用更简便验廉的中医药疗法保障居民健康;说它特殊,是因为4年前,这种模式被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点赞。
如果将时间的镜头前推70年,一切都是另一副模样。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健康水平低,疾病发病率、死亡率高。全国西医仅有2万人。这提示,要改善积贫积弱的医疗条件和卫生状况,西医必须联手扎根本土的50万名中医,共克时艰。
1950年8月7日,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开幕。毛泽东主席为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筚路蓝缕,中医人厚朴远志。新中国成立初期,用“一根针、一把草”治病,缓解药物匮乏局面,降低医疗费用支出,为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作出了应有贡献。
十年动乱,县级以上中医医院锐减半数以上。仅存的中医医院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管理混乱、严重西化。1982年,卫生部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划时代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史称“衡阳会议”。“中医西化就像剧院外边挂的牌子是梅兰芳,里面唱的调子是朱逢博。”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振聋发聩地指出,中医的唯一出路是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会后,振兴中医的口号响彻中医队伍,中医开始回归本位。
国家增加中医建设专项拨款,地方等额配套。强专科建设,强设备配置,强质量提升……短短4年内,全国中医医院数量翻一番。1986年,卫生部召开全国县级中医医院工作会议,提出“县县建中医院”。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国范围内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中医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对比2012年与2018年的数据可见,中医医疗机构从39382个增加到60738个,从业人员总数从48.8万人增加到71.5万人,年诊疗人次从7.4亿增加到10.7亿。全国已有98.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7.0%的乡镇卫生院、87.2%的社区卫生服务站、69.0%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分别比2012年增长22.9%、30.5%、35.6%、11.5%。祖国传统医学正蓄力在新时期为服务人民健康交出亮眼的成绩单。
中医教育重传统又更现代——
与时俱进培养岐黄传人
近日,当代中医界领军人物之一、99岁的首届国医大师路志正,接受了来自全国各地26名徒弟的郑重拜师礼。他的徒弟大都是科班出身,既有成就突出的省市级名中医,也有功底扎实的后起之秀。这场拜师礼折射的是,中医药教育事业呈现“院校+师承”“师承+继续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新格局。
谈起中医教育,历来都是独门家传。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施今墨、萧龙友等老一代名医奔走呼吁成立中医学院。1956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心支持下,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建起中医学院。“中医老四校”的成立,开启了新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新纪元。此后,许多省份陆续建立中医学院、中等中医药学校,从而实现了中医药人才培养的规模化、标准化。
随着高考恢复,中医药教育迎来第二次高度发展期。1978年,除了本科、大中专科中医学生,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以来第一批中医研究生入学。无数学子涌向中医药高等学府的大门,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知名中医专家。(下转第4版)(上接第1版)
1982年的“衡阳会议”,对未来的中医教育发展作出了规划。会后,加快中医机构建设和加速中医药人才培养工作等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一大批师资力量雄厚、设备优良的中医学院先后升格为中医药大学。伴随七年制、九年制等培养模式的推出,以及中医药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立,中医药精英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建立起来。
在稳固院校教育作为中医药人才培养主渠道的同时,传统的师承教育因其师徒关系紧密、教学方式灵活、注重个性专长、突出实践技能等特点,被认为符合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国家系列突破性政策的支持下,师承教育开始与院校教育并轨发展、优势互补。
从1990年6月国家启动第一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到201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关于深化中医药师承教育的指导意见》,稳步推进中医药师承教育制度及中医药师承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师承教育格局在各地逐渐颇具规模。
与历史对望,更见创业成效。新中国成立至今,全国已建起高等中医药院校43所,培养出近200万名中医药专门人才。经过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医药师承体系的进一步培养,这些中医药人才充实到健康服务各个领域,成为擎起中医药事业发展大旗、建设健康中国的有生力量。
精研医药突破不断——
原创医学带来原动力
北京,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镌刻着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的重大事件,“中国中医研究院建院”位列其中。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3000余亩湖泊与灌木林交织的秀丽风景中,获习近平总书记赞赏的“中国最美工厂”江中药谷已经实现无人化生产。一南一北,联系起两者的,是一株株被称为中药的小草,是新中国的中医药科研和现代化制造业。
曾几何时,中医药在人们的印象中是“粗大黑”的丸散膏丹,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的高深莫测。如何让古老的医学焕发生机,拿出高质量疗效证据,转化为支柱产业和全民福祉?答案是科研,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祖国医学遗产。于是,1955年12月19日,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成立。不久,25岁的北京大学学西药的毕业生屠呦呦走进该院,开始了中草药研究。
中医药的科研要“固本”。只有做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古籍保护传承、中医理论基础研究,才有厚实的科研“土壤”。具有“西学中”背景的屠呦呦博览古籍,发现青蒿被广泛提及,是抗疟良药。那时候,古籍保护、开发已经得到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领域支持力度持续加大,中医药原创优势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拓展。
中医药的科研也要创新。师古不泥古,屠呦呦从传统中获取灵感,开创性地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并应用于疟疾治疗。随着国家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中医药创新水平不断提高,防治重大疑难疾病、中药资源普查、科研平台和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跨越式发展。自2000年以来,中医药行业共获得国家科技奖励117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医药行业共获得国家科技奖励50项。
中医药科研更要着力转化。一株青蒿,经现代化提取、制药,变成拯救全球数百万人生命的抗疟新药。多学科合作、产学研融合、海内外共同推进的中药产业,也在现代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中药农业方面,500多种中药材成功实现了人工种养,种中药成了振兴农村、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在中成药工业方面,截至2015年,全国已有2088家GMP制药企业,中药工业总产值7866亿元,占医药产业总量的28.55%;在中药贸易方面,借“一带一路”扬帆出海,多点布局销售……
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发展健康事业,不容易。好在,中医药提供了独特的资源和解决方案。70年来,中医药界用累累硕果护佑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未来,中国的健康事业还将一路中药飘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