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着一栋旧宿舍楼的狭窄楼梯拾级而上，我们来到中国著名肺科专家、重医附一院肺科创始人、原重医附一院及附二院副院长、原重庆医学院副院长王鸣岐教授的家。这位闻名遐迩的老专家家里，陈设极其朴素，除了必需的简单家具外，没有任何装饰，老款的桌子板凳和水磨石地板都一尘不染。

己届98岁高龄的王鸣岐教授正专注地看着IPAD平板电脑，看到我们来了，老先生顿时眉开眼笑，虽然他耳朵己重度听障，但是一谈起昔日往事，他的精神头儿立马上来，滔滔不绝。

健康不能握在外国人手里

1921年农历3月16日，王鸣岐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一个农村家庭，家里靠卖盐为生，每每海水退潮，家里人就去海边刮盐，再经过洗盐、晒盐、磨盐几道工序，卖盐养家糊口。那时候的盐很金贵，尽管卖盐，但在王鸣岐家里却不能吃盐，父母把盐袋子悬挂在桌子上空，一家人看一眼盐、吃一口白米饭，倒有点“画饼充饥”的意思。

王鸣岐从小就有一个印象：中国人太穷，吃不起盐，所以身体差，没了健康，更没有力气干活挣钱。他的祖母说“做什么事都需要健康，我们家再穷，也要送孩子学医，保卫健康。”

于是，王鸣岐2岁即随父母迁居上海，在医院对面的弄堂租房子住。父亲在德国人办的医院里半工半读，没有人教技术，父亲就通过协助医生解剖，给病人护理、喂饭、铺床等机会，跟德国人偷师学艺。王鸣岐问父亲“为什么要给外国人打工呢？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办医院吗？”王鸣岐的话好像使父亲开了窍。后来，父亲努力考取了赫赫有名的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后跟同伴三人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诊所，毕生致力于救死扶伤、济世为民的医学事业。

初心，始于有理想！

正所谓“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王鸣岐从小立志，学医救国，自力更生。他坚信，有了健康，中国才能富强起来，才能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

与重庆结下不解之缘

1939年，18岁的王鸣岐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六年制本科，他终于如愿读上了第一所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国立医学院，自此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医学事业。

可惜，刚刚入学，1939年的上海就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日本鬼子在校门口设了岗哨，规定学生进出必须鞠躬，血气方刚的王鸣岐和部分同学不愿向鬼子低头，发誓“宁可不上学，也不向日本兵鞠躬”，暂时停学回家。

在上海、南京沦陷前夕，国内许多名校己搬迁到大后方西南地区，国立上海医学院也辗转至陪都重庆。1942年春，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从大后方发出消息，欢迎滞留沦陷区的同学们前往重庆入学，共兴抗日救亡之大业。

得此消息，王鸣岐和同学们兴奋不己，他们成群结队，互相帮衬，闯过了日本人的重重关卡，穿过了土匪横行、流氓结队的地区，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跋涉，终于来到了抗日大后方重庆，来到了国立上海医学院在歌乐山上的临时驻地小山村龙洞湾。

几年的艰苦学习后，王鸣岐以优异的成绩在重庆歌乐山毕业。毕业这年是1945年，刚好抗战胜利，为实践他年少时救死扶伤的报国梦想，毕业后他去了重庆远郊的璧山县、铜梁县等地医院就职，以一技之长为西南地区的百姓解除病痛。

抗战胜利后，国立上海医学院很快就搬回了上海。在亲人的召唤和思乡之情的煎熬下，王鸣岐随着返乡潮回到了故土。在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及华山医院工作，历任肺科住院医师、助教、主治医生、讲师，及至1956年升任肺科副教授。

西迁，踏上艰苦创业的旅程

新中国成立后,955年，随着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改变我国西部地区医药卫生事业落后状况的问题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国务院决定将上海第一医学院整体内迁，成立重庆医学院。后来考虑到上海的实际情况，改为一分为二，内迁重庆。

消息传来，上海第一医学院顿时炸开了锅，从当时中国最繁华的“东方巴黎”上海，去到穷乡僻壤的重庆，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更何况连工资也会降级，上海是八类地区，重庆是四类。

我国著名的传染病学专家、一级教授钱惪，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华山医院院长，受命组织一批精兵强将，支援才建立没多久的重庆医学院。钱院长找到了王鸣岐，王鸣岐说：“钱院长谆谆教导我们，不能忘记抗战时收留了我们这些流亡学生的重庆人民，别忘了歌乐山龙洞湾的老百姓！从大处说，此去重庆是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从小处讲是为了报答重庆人民的恩情！”

于是，冲着去重庆报恩的念头，王鸣岐二话不说答应下来。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钱校长、王教授一带头，一批批年轻人都报名了，最终调集了400多名教职员工西迁重庆。

初心，成在有行动！

王鸣岐教授一行于1958年8月16日到达重庆，同年9月1日就正式开始了工作，一边上课教学，一边开始门诊，并开办了中国西部地区最早的20个肺科专科病床，使重医的教学医疗工作迅速走上正轨。

来重庆不到4个月，王鸣岐就扔下3个幼小的孩子和没有安顿好的家庭，听从组织安排奔赴川东南最艰苦的酉阳县“上山下乡、除害灭病”，一去就是整整半年。

上世纪50年代肺结核流行，在那时这是一种被称为绝症的传染病。重医没有研究肺结核的设备，王鸣岐就去邻近的建设机床厂医院借了一台35毫安的小型X光机，下班后打起电筒，到鹅公岩一带去搞肺病普查，结果14%的受检人被检查出不正常。因没有这么多病床，他就创立“地段自办疗养室”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不仅大部分病员痊愈或减轻，还为地段培养了医务人员，只有少数严重的病人收治在重医肺科病房。

重医附一院原肺科主任吴亚梅教授回忆“我那个时候还是青年医生，王鸣岐老师就常常带着我跑到人群聚集地，甚至跑到长江边上的鹅公岩，到处搜集地上的痰液，这人人避之不及的痰液在我们眼里就像宝贝一样，我们趴在地上，把痰液做成标本，带回医院化验，以取得相关医学数据。”

听到这儿，我非常震撼，也很感动，无法不对他们肃然起敬。我想，没有任何收获是得来容易的，没有任何成功是可走捷径的。

传承西迁精神几度进藏

1959年冬，学院接上级通知，要派人加入国家卫生部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组织的高山病研究小组，需赶赴四川甘孜、西藏昌都，跟随进藏部队实地考察研究。重医原本想派另外两位同志参加研究小组，但一位推说有肝炎，另一位推说专业不太对口，最后由王鸣岐接受了这一艰苦的任务。

这一次，王鸣岐又是二话没说，给科内同事简单交代了工作，于1960年春出发了。

1960年，进藏的道路是一条简陋的泥石公路，也就是今日318线的前身。为修筑这条路，牺牲了多少解放军官兵？损失了多少车辆？有数不清的高山大壑、激流险滩，更有令人望而却步的高寒垭口、雪原冰川，还时不时有零星匪徒在山崖上放冷枪，曾经就有同事不幸中枪牺牲。

长期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王鸣岐，就这样进藏了。

他们把军大衣铺在卡车上，大伙就在车上睡觉，挤成一堆，不分你我。王鸣岐可是当年极为稀罕的高级知识分子，也和小青年们挤在一起，不分彼此，同甘共苦，让他们既惊讶又敬佩。

行军途中，王鸣岐、黄尤奎等人还要采样、化验，用一台手摇计算机计算，进行血气分析，为高山病的防治提供最真实的科学依据。到了甘孜，大家才发现这里的卫生条件太差了，遍街垃圾，疾病蔓延。王鸣岐立马决定就地进行医学研究和卫生教育，举办卫生讲座，培训当地卫生人员，以改变老百姓的卫生观念。

黄尤奎说，最让他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发出差补贴，有两种计算方法，一是按照月工资的30%计算，二是按日计算每人每天1元。王鸣岐当时拿的是副教授工资，每月168元，30%就是50.4元，可是多数队员月工资仅30元上下，补贴就只有9块钱左右。王鸣岐主动提出，大家出来工作都很辛苦，补贴就一样吧，每人每天一块钱！

川藏高原高山病研究小组收获颇丰，王鸣岐一行完成相关论文37篇，连同十多箱研究资料一并交给上级，为进藏人员的生命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此后，王鸣岐风尘仆仆回到重庆，又投入到教学、科研、门诊等实际工作中去。他此时并不知晓，组织上又将委以重任，把另一副担子压到他的肩上。

原来，那时国务院要求卫生部抽调专家赴青藏高原，进行“大规模建设人员长期入住高原恶劣生存环境下的可行性”研究。王鸣岐为此数度赶赴格尔木等青藏高原腹地，跟随建筑部队进行艰苦的实地调研。当年的研究目标就是准备要在青藏高原缺氧区建设铁路，他们实地采集了大量数据，科学论证后提出，解决大规模人员缺氧问题的措施之一是封闭式车厢供氧。这在当时绝对是超前性的研究建议。

2007年青藏铁路开通，令人欣慰的是，现今青藏铁路供氧正是采用了王鸣岐他们的建议与措施。

党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去干

1963年秋，王鸣岐刚刚带队去阿坝州巡回医疗回来，钱院长就找他谈话了“鸣岐呀，刚从藏区回来吧，辛苦了！本该让你好好休息几天的，可是这件事有点急，一直在我心头放不下，所以找你谈谈心。”钱惪先生笑容可掬，语调轻缓。

王鸣岐是聪明人，一听老院长口气，就知道有新任务了。但他万万没想到，钱院长是让他去重医附二院走马上任，担任业务副院长。

上世纪60年代，重医附一院所处的大坪袁家岗一带还是农田和荒地，远离主城，病人稀少，不利于治病救人。而重医附二院位于渝中人口密集的临江门，是由1892年创建的民营宽仁医院为基础成立的，那时的附二院基础薄弱，设施简陋。

这一次，王鸣岐同样选择了服从组织安排。他说“党和政府要我们去支援附二院建设，是考虑到渝中区人民有看病需求，我学医的初心就是治病救人，我有什么理由不去？”

王鸣岐义无反顾去了重医附二院，一头扎在医疗和教学之中。经过数年努力，重医附二院在很多方面都步入正轨，还破天荒地实行24小时全天候接诊看病，成为渝中半岛最有名的医院之好景不长，文革时期，渝中解放碑成为派性斗争最激烈的地区，重医附二院一带常常受到炮火袭扰、杀声震天。上海医学院过来的人绝大多数都带着老婆孩子回了上海，上海的老父亲也一连打了几个电话叫王鸣岐带着妻子儿女返回相对安全的上海。

市区的医院全都关门了，只有附二院还开着。王鸣岐说，如果重医附二院再关门的话，病人就没有地方看病了，于是他一咬牙把妻子儿女送上火车，送去上海，自己独自一人留了下来。

王鸣岐每天上午带着15个医务人员，在附二院的马路边上坚持对外门诊，维持基本的手术和治疗。他说，我不会离开医院，也不会介入派性争斗，无论是哪派的伤病员都一视同仁，尽力救治。

王鸣岐在重医附二院工作了整整11年。1974年，年逾五旬的他又一次奉命，离开了已经颇具规模的附二院，回到附一院任副院长和肺科教授,980年至1983年，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

1991年7月，年届古稀的王鸣岐本应退休，可是因为他德高望重，技不可缺，时任重庆医科大学校长的周雅德先生特别报请教育部批准，挽留他一直工作到76岁方才正式退休。

初心，贵在有修养！

跟王鸣岐一同从上海来重庆的肺科教授王福荣（原重医附一院院长）说“王鸣岐院长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听党的话，打起背包就出发。几十年间，他走南闯北，上高原、去农村、建二院、搞科研、勤教学、带学生，能做的事都做了，而且样样出色。他妻子王文溪除坚持口腔科正常工作外，还要为三个年幼子女提供衣食住行，生活格外艰辛。但是他们夫妇从没有向医院和组织要求过任何帮助，没有领过一分钱的补助。他也没为妻子谋取过任何一个轻松的岗位或职务。身为重庆医学院副院长的他，前后输送了数百名重医人出国进修培训考察，却没有利用职权送自己两个学医的子女出国深造。”

无论是王鸣岐的同事，还是他的学生抑或是孩子，均众口一词地说“王鸣岐是一个无私的人，是一个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人民卫生事业的人。”

晚年仍关心科室发展

王鸣岐退休后，仍然非常关心呼吸内科的发展（肺科后来更名为呼吸内科），每年春节、过生日科室的晚辈们都要去看望他几次，他总期盼大家给他讲讲科室近来的发展情况。90几岁高龄的他，一直坚持看《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呼吸内科主任郭述良说“王老93岁那年，我们去他家看望，他关切地对我们说，你们整个科室在《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较少，在国内的影响力还不够啊。”在王鸣岐的提醒下，郭述良带领全科室把关注点放在国内影响力上。几年过去了，如今在各大“中华”系列杂志上都可以经常看到重医附一院呼吸内科医生的学术论文，科室的整体实力不仅在重庆首屈一指，在国内也是一个有影响、有实力、有建树、有成果、出人才的学科，为同行骄傲。

王鸣岐还加了呼吸内科的微信公众号和一些同事的个人微信，听照顾他生活起居的阿姨说，王老每晚都要在电脑上看新闻、发邮件，常常翻看科室发来的照片至深夜。

风云百年，当年的青春年少而今已是耄耋老者。当被问及一生辗转多次，放弃了许多更好的发展机会时，王鸣岐回忆说“那个时代绝大多同事都如此，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将自己的理想与祖国的建设绑定，以献身事业为己任为光荣，没有考虑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的空间。如今很多人也许不理解，兴许认为我们那一代人太痴太傻，但是若没有我们这些埋头苦干傻干的知识分子，就不会有今天的重医，你们年轻一代仍然要把西迁精神传下去啊。”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无我一生，不负韶华，用奋斗报效祖国，这就是王鸣岐的毕生信念！